前一章我们说到，进步党内阁解体，梁启超远走天津；其实梁启超一开始也没打算去天津，他在北京待得好好的，是有人逼他走。
话说1915年1月，袁世凯之子袁克定在杨度的作陪下，于北京郊外汤山宴请梁启超。席间，袁、杨二人“历诋共和之缺点”，隐露变更国体之意，希望得到梁的赞同。
梁启超陈述了变更国体会引起内部及外交上之危险并表示不敢苟同，双方因此话不投机，宴会也不欢而散，于是梁启超远走天津。
此后，袁世凯分别于2月12日以及3月31日委派梁启超为政治顾问和考察沿江各省司法教育专员，但都被梁所谢绝。
到了4月下旬，梁启超返粵省亲，出京之前他写了一封长信给袁世凯，劝他悬崖勒马、激流勇退。
由这封信我们不难看出，这时梁启超与袁世凯还没有公开决裂，从“私情”上说，他对袁还有一些感情；从“公义”上讲，他对袁尚存一线希望。
到了1915年6月，梁启超省亲结束，由南返北。其时北京帝制之事进行甚烈。于是梁启超至南京与冯国璋商谈，相约入京当面力劝袁世凯停止帝制活动。
冯、梁二人在京住了10余天，数次晤见袁世凯。袁世凯则始终否认帝制之事。于是，冯国璋回南京做官，梁启超回天津读书，劝袁活动暂时告一段落。
但就在梁启超、冯国璋离京不到两月，古德诺鼓吹帝制的文章和以复辟帝制为目的的筹安会就纷纷出笼，帝制阴谋大白于天下，复辟活动公开进行。
为此，梁启超公然在《京报》上发表了《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公开表明自己对变更国体、复辟帝制运动的否定态度。
在文中梁启超认为:立宪与否，是政体问题，共和与否，是国体问题，他只关心政体，不在乎国体；只要能立宪，君主共和皆可，但是如果不立宪，那么不论君主或共和，皆不可。
此后他和他的学生蔡锷，将一人用笔一人用枪的反对袁世凯，蔡锷先行一步，由日本转道香港，然后再经越南奔赴云南。
梁启超则于12月16日由天津乘中国新济轮南下。临行之前，他把预备好的讨袁檄文和电报都交给一位朋友，说好等云南起义一开始，就在北京、天津、上海的中西文报纸上一齐发表。
梁启超于18日抵达上海，并在上海居住了两个多月，其主要从三个方面开展工作:一是与云南、贵州、广西三省互通函电，指陈方略，共谋起义大事。
二是利用上海的地理位置的优势，专务“鼓吹舆论”，开展外交活动，争取国际上的支持。
三是就近运动南京的冯国璋赞助起义，以减轻北军对南方护国军的军事压力。为此梁启超曾先后三次托黄溯初到南京，向冯国璋面述南方义军情形，并代交自己的手书，争取冯早日赞助起义。
冯国璋对于袁氏称帝也很是不满，因此他表示决不与护国军开战，并且如果袁世凯将他的部队调往南方作战的话，他将举兵反袁。
而当时，在云南的蔡锷和唐继尧等人将梁启超事先拟好的《云南致北京警告电》、《云南致北京最后通牒电》等讨袁通电，根据情况的变化，稍微改动几个名词后于12月23日发出。
这份被称为漾电”的电文，实际上就是第一篇讨袁檄文。
电文发出后，袁世凯没有答复。于是，12月25日，唐继尧、任可澄、蔡锷、刘显世、戴戡等5人又联名通电全国，宣布云南独立，组成护国军，武力讨袁，并请各省联电袁世凯取消帝制，拥护共和。这就是著名的有电。
接着，云南都督唐继尧又发出梁启超代拟的《云贵致各省通电)》，《云贵檄告全国文》。
通电檄文写得淋漓酣畅，锋芒毕露，矛头直指袁世凯一人，而不问罪于北洋诸臣。这就有力地打击了袁世凯的嚣张气焰并把他完全孤立起来，从而加速了北洋集团的分化瓦解。
当时，虽滇、黔独立，并鏖战于川湘，但声势还不够大，于是梁启超又在1916年的1月25日写了一封三千余言的长信致广西陆荣廷。
梁在信中反复申明大义，剖析利害，劝其早下决心。到了2月18日，梁又再次致电陆荣廷，一方面分析当时的情况，晓以利害，另一方面鼓动他及早起义。
为此，陆荣廷派其谋士陈祖虞专程到上海迎接梁启超，让他到广西来主持民政，相助起义；甚至陆的心腹唐绍慧还专门带着陆的亲笔信到上海请梁火速入桂，并说梁一到，陆荣廷即宣布起义。
于是在3月4日上午10时左右，梁启超偕汤觉顿、黄溯初、黄孟曦、蓝志先、吴贯因、唐绍慧一行7人，乘日轮“ 横滨丸”号离开上海，前往香港。
到了3月7日上午11时，船抵香港。3月15日晨抵达越南洪崖，并于16日晚8时许在海防悄然登陆。3月27日，梁启超与桂使由海防经河内、谅山到达广西镇南关。
到了4月4日，梁启超终于抵达南宁。陆荣廷亲至江口，并率水军全队出迎，南宁人民也以万人空巷之势来欢迎梁启超的到来。
广西宣布独立后，陆荣廷被推举为都督在南宁设立广西都督府，并成立两广护国军总司令部，其中陆荣廷任总司令，梁启超任总参谋。
此后，广西军队进驻肇庆，讨伐袁世凯的亲信广东都督龙济光，两广都司令部也在肇庆成立，众人公推岑春煊为都司令，梁启超为都参谋，李根源为副都参谋。
老岑是清末时期，汉人中继张之洞之后，唯一能和袁世凯掰腕子的人物，时人称之为“南岑北袁”；众人把他推出来一为借其资历，二为用以招抚龙济光。
原来老岑曾任过云贵总督、四川总督、两广总督等职，在西南很有威望，龙济光、陆荣廷、张鸣歧等人都曾是其旧部
果然，老岑一出马，广东的龙济光便宣布独立，脱离了袁世凯。但其虽独立，却不肯讨袁，而且其独立的决心也不够
于是在5月5日，梁启超偕李根源、张鸣岐、黄孟曦等人亲赴广州劝龙。一到广州，梁启超就与龙济光在观音山会晤，苦口婆心地与他谈了十几个小时， 好像说得他心悦诚服，此后龙果然没有小动作了。
袁世凯在当了三个月的皇帝后，看到全国反对，于是便废除了帝号，重新做回了大总统，但他毕竟有过称帝行为，因此西南方面并不承认其总统职位。
于是废除袁世凯的总统资格，确定新总统人选，就成了当时政治上的紧迫要事而在云、贵起义后，最引人关注的就是总统人选的问题。
当时上海民党谓冯国璋可为总统，南方民党谓岑春煊可为总统，还有谓唐继尧或蔡锷可为总统。
梁启超则主张遵照国法，推黎元洪为总统，一则可以息争，二则可以表明护国军之兴为保卫共和而非争夺权力。
但其就算让黎元洪当总统也要在护国军打倒袁世凯后才行，于是在这一段时间内护国军认为北方的政府是不合法的，袁世凯是不能认的。
他们必须搞一个新的临时政府，于是在梁启超的推动下，暂时代表中央政府职能的军务远，于5月8日在广东肇庆宣告成立。
唐继尧以首义省都督的身份任抚军长，岑春煊因与西南各省都有相当关系被推为副抚军长摄抚军长事(唐因留云南不能驻院)，梁启超、刘显世、陆荣廷、龙济光、蔡锷、李烈钧、陈炳焜、戴戡等人任抚军，章士钊任秘书长，唐绍仪为外交专使。
军务院成立后，连续发出了五号宣言、六号布告、三次致公使团领事团电，除第三、四、五号布告外，其余均出自梁启超之手。
所谓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又所谓打蛇不成反被蛇咬，梁启超对于袁世凯很是了解，他知道这次是非打倒袁世凯不可，不然护国军这些人事后都要遭袁的报复。
为此，梁启超专门在给陆荣廷的电报即《复陆都督电》中强调，袁世凯言而无信，他如要义军罢兵，不仅要取消帝制，还要退出政坛，如若不然袁世凯定会清算义军。
另外梁启超还在《致汤觉顿电》和《致各都督各总司令电》中再次强调，袁世凯必须退位，取消帝制是不够的。
而在北京的袁世凯呢，他在看到以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人反袁甚烈之时，便故伎重演，任命段祺瑞为国务卿，代替徐世昌出面组阁。
并且袁还提出以进步党人梁启超、熊希龄、汤化龙、张謇、戴戡分任司法、财政、教育、农商、内务总长的六人内阁名单，企图以此为筹码，挽救危局，然后继续担任总统之职。
同时，袁世凯又派梁士诒、张国淦、庄缊宽等人，以旧交的身份致电梁启超，希望他能支持仍以袁为总统。梁启超始终不为所动。
梁启超认为现在袁要停战和谈，就必须要惩罚战犯，且要袁世凯退位。也就是说，只有袁退位，才有和谈的余地。
此时，各方面都倡调停，主拥袁世凯者颇多。这概因有人担心此局久悬，难免引起外国干涉；有人则认为各省军人多系袁旧部，非袁不能统驭；也有人指出当今人士除袁外，无人能为继任总统。
对此，梁启超一一予以驳斥，坚持非袁退位不可，他在肇庆发出《致黎大总统及各都督各总司令电》中，再次强调，事到如今，除非袁世凯退位，否则绝无停战的希望。
他还借蔡锷的话，说袁仍继任总统，就像个再嫁的寡妇，是不能入前夫家的宗庙的，否则，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
对于所谓非袁不可的论调，梁启超也不屑一顾，他太了解袁世凯了；当初武昌起义时，老袁能重新出山并从孙中山手中抢过大总统的位置，靠的不就是这一套吗？
但今时不同往日，北洋已不再是袁世凯一人的北洋了。梁启超认为北洋派系各将领都是豪杰人士，像冯国璋、张勋、段祺瑞、王士珍等人，都足以担当镇抚北方的重任，并非只有袁世凯才能统驭北方军队。
在这些将领中，梁启超对段祺瑞更是寄予厚望，希望段能出来帮助黎元洪收拾山河。
为此他特意发了一封《致段国务卿电》，表示如今只有段祺瑞最适合出来收拾残局，就像当初逼清帝退位时袁世凯做的那样，只有段祺瑞出来逼袁世凯退位，中国才有希望。
果然不出梁启超所料，北洋内部已经是分崩离析了，远在北方的冯国璋、张勋、倪嗣冲三人联电未独立的15省军民长官各派代表一人赴南京开会，商讨总统去留问题。
正式开会后，虽然由于各省代表意见不一致，没有形成任何决议，但还是商定了请已独立的5省选派代表与未独立的17省代表，到南京另行开会，以决定总统的去留问题。。
此间，梁启超也准备离开广东取道香港转赴上海，到南京与冯国璋商讨国事。但恰逢梁启超之父病逝的消息传来，梁启超闻讯后悲恸欲绝，只能致电广东军务院，辞去一切职务，便在上海居丧，决心不再参与国事。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在内外交攻、众叛亲离的情况下，绝望地死去。因取消帝制而南北熄火的护国战争，至袁世凯死后也完全停止。
在上海居丧的梁启超认为这是局势有所进展的大好机会，遂不顾居丧的悲痛，又站出来为结束南北对峙、恢复约法、召开国会、重建民国而操劳。
他先是致电黎元洪、段祺瑞、冯国璋及各都督总司令，促请黎元洪依法就任大总统，接着又草拟了南方五省的六项和谈条件。
即:一复旧民约；二召集国会；三惩治祸首；四南省北军撤还；五废将军巡按官制，一律改称都督；六双方要人在南京或武昌开善后会议，直接晤商。
北洋政府对于梁的要求也是积极回应，政府明令恢复约法召集国会，黎元洪也依法继任大总统，段祺瑞被任命为国务总理并负责组织新内阁。
梁启超看到这一切便以为大功告成，马上致电独立各省，主张撤销军务院。7月14日，发布了由梁启超起草，全体抚军署名的《军务院撤销通电》。至此，护国运动完全落下了帷幕。
当时黎元洪虽是总统，却受到段祺瑞的掣肘，于是他就想拉拢梁启超为臂膀，黎氏为此致电邀梁启超为总统府秘书长，并且还大赞梁启超是“ 模楷人伦，万流仰镜”。
只是梁启超却并不领情，他回电黎元洪说:为私为公，此时皆决不宜就职。”十分坚决地拒绝了黎元洪。
但黎元洪也不气馁，又数次致书遣人再邀梁启超，其中有一封信里说，国家的发展问题还有待解决，而这些问题只有梁启超这样的人物才能解决，希望梁启超能入政府任职，从长计议国家大事。
与此同时，黎元洪还命令公府收支处自7月份起每月赠梁启超津贴2000元。梁启超只能再次给黎元洪回电，强调自己并非是嫌官职小，而是要献身教育。
当时，梁启超在与报馆记者谈话时，曾进一步强调要以在野政治家的身份监督匡救政府。这便是梁启超第二次宣布脱离政治的宣言。
其实这一切都是假像，梁启超这个人所图甚大，他看出黎元洪不及段祺瑞，与其投靠的话，为什么不投段而要投黎呢？况且也不一定要投段，他完全可以单独的自成一方势力。
在梁启超发给贵阳进步党人熊铁崖和刘希陶的电文中，梁是这么说的:“今决组强固无形之党，左提北洋系，右挈某党一部稳健分子，摧灭流氓草寇两派。现国会即开始征伐。
这里的某党指孙中山的革命党，而流氓指北洋派，原来梁启超是要先让自己的进步党和北洋及革命党三分天下，然后在图谋消灭另外两派。
这话也是有依据的，当时梁的徒弟蔡锷是四川督军，进步党人戴戡是贵州省长，云南督军唐继尧又受其影响，再加上两广地区的陆荣廷和其亲厚，因此梁氏的构想并不是瞎谈。
再加上此时正逢国会召开，议员中大多数仍是进步、国民两大党党员。这就给了梁启超无形的力量。
于是，国会召开后不久，在梁启超的号召下，进步党人为了发展力量，就以“宪法”为突破口，一部分成立了“宪法案研究会”，另一部分组成了“宪法研究同志会”皆以研究宪法为名，网罗人才，壮大声势。
后来这两个组织又合并为“宪法研究会”，又称研究系，梁启超也成为该组织的灵魂人物。
与此同时，国民党人也相继成立了丙辰俱乐部客庐系和韬园系等组织，最后在分分合合中，并为宪法商榷会，又称商榷系。
这样，商榷系、研究系和段祺瑞私党组成了当时段内阁的主体。
当时，商榷系人员坚持两院制，主张省长民选制，目的是想阻止北洋军阀的独裁集权，维护国民党在西南地区已经取得的地位。
针对这种观点，梁启超比较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一改以前所倡导的两院制，而主张一院制；并且他还反对省长民选制。
说穿了他的主张就是维护北洋军阀的独裁专制，借助段祺瑞的力量，遏制国民党的势力，扩展研究系的力量。
当时，国内一部分人主张段祺瑞任副总统，但梁启超认为段祺瑞乃当时国内形势最关键人物之一，除非段祺瑞任副总统能兼国务院总理、陆军总长。
如果不行，那么段祺瑞就不能挂副总统的空衔。梁启超只希望段祺瑞握重军，掌实权，从而左右中国政坛。
在对德关系上，梁启超对段祺瑞也是一步一从，他是国内最激进的人之一。他在京20多天，经常凭借私人关系跟各国公使交换意见，并向国会要员陈说自己的对德宣战主张。
后来段祺瑞因和黎元洪闹翻，辞职去了天津，梁启超也和他共同进退。张勋复辟期间，梁启超也针锋相对的发表《反对复辟之通电》，并随同段祺瑞誓师马厂，成为段总司令部的聘任参赞。
此外，他还代表段祺瑞向外发布《代段祺瑞讨伐张勋复辟通电》等一系列重要文电总之，在反复辟斗争中，梁启超摇旗呐喊，出尽了风头。
但梁启超也因此而成了康有为的“不孝”学生。话说，康有为与梁启超的关系演变，那是时分时合，扑朔迷离，耐人寻味。
维新变法时，二人携手共进，亡命海外时，一度破裂；与革命党论战中，又重归于好；辛亥革命后，二人分歧逐渐明显；护国战争中，已是分道扬镳。
此时一个要顶戴花翎，一个要民国五色旗，于是变得水火不容。
康有为曾拉拢梁启超加入复辟集团，却遭到了梁启超的拒绝。
为此，康有为发表了《为国家筹安定策者》等文，公开宣扬他的复辟理论。梁启超针锋相对，撰《辟复辟论》指责康有为是“ 与众为仇，助贼张目”，并且公然讽刺康有为的复辟行径。
当康有为与张勋以文武圣自居，作神弄鬼上演复辟丑剧时，梁启超毫不留情地挖苦说:张勋是悍帅，是贪毒无厌的武夫；康有为是狡士，是大言不惭的书生，并且于政局甘苦，毫无所知。
如此，康有为自然痛恨梁启超。尤其是在复辟败局之后，梁启超如愿以偿地当上了财政总长，而同一天康有为则成了通缉犯。
康有为怨气难忍，一股脑儿全洒向了梁启超:鸱枭食母獍食父，刑天舞戚守虎关。逢蒙弯弓专射羿，坐看日落泪潸潸。
他把梁启超比作自食父母的恶鸟猛兽枭与獍，与天帝争权的刑天，专射恩师的逢蒙等等。这大概是对梁启超讽刺挖苦他的回击。
1917年7月19日，段祺瑞重任内阁总理，为酬谢梁启超之功，特任其为财政总长。在任命下达的第三天，梁启超通电给总统冯国璋及各省督军省长，宣布就职段内阁财政总长。
不久，梁启超召开研究系大会，极力鼓吹起“入阁主义”。当时在段内阁的其他阁员中，内务总长汤化龙、司法总长林长民是研究会会员，教育总长范源濂、外交总长汪大燮、农商总长张国淦也都与梁启超有旧。
段祺瑞这次重新上台，既没有恢复被张勋解散的国会，也没有恢复约法，而是由“临时参议院”暂时代替国会，行使立法权。
这就造成了孙中山于1917年7月19日，毅然由上海南下广州，同时邀请旧国会议员南下，在广州组织护法政府，公开举起了护法大旗。
对此梁启超千方百计寻找种种理由支持段祺瑞。诸如旧国会失去了威信；旧国会屡遭解散，再恢复，必生反动等等。
话说当初袁世凯搞洪宪帝制时，杨度曾撰文为袁世凯解散国会、召集筹安会助声势。梁启超对此义慎填膺，发文抨击杨度“逾法律”。
而现在梁启超为了帮助段祺瑞也走上了废除国会、召集临时参议院的路子。
梁启超虽是段内阁的财政总长，但老段打内战所花费的金额，财政部是拿不出来的，这就加剧了二人的矛盾；在加上段祺瑞和冯国璋也有矛盾，于是老段最终还是辞职下野了。
而段祺瑞一辞职，其内阁成员也就只能跟着辞职了，就这样梁启超发表脱离政治宣言，第三次告别政坛。
此时，他的学生蔡锷早已死于喉病，另一学生戴戡也在四川军阀混战中丧命，因此梁启超引以为傲的外藩势力，已消耗殆尽。
最致命的其研究系的大将，梁启超的重要助手汤化龙在加拿大被孙中山系统的革命党刺死，这些因素都是促成梁启超退出政治的原因。
1918年10月，他对《申报》记者发表谈话，说自己不能一-心两用，在政治和学术方面只能二选一，他认为自己要报效国家，只能在学术上尽力，所以他要退出政坛，专心学术。
到了12月初，梁启超到北京拜谒了大总统徐世昌，并与各国驻京公使商洽一切事宜，收集经费10万，其中北洋政府提供6万，朋旧馈送约4万。
然后梁启超就那年的12月底带着张君劢、徐振飞、蒋百里、刘子楷等人奔赴欧洲游历。此后，当国人再次看到梁启超时，他的身份已经是清华、南开等学校的老师了。
当其实梁启超虽说退了，但并没有全退，因为比起学术研究、教育，他还是更喜欢政治。
在1920年7月湖南宣布自治后，梁启超就应熊希龄等人的请求，为湘督谭延闿起草了《湖南省自治法》和《自治法大纲》，作为制定省宪的依据。
稍后，赵恒惕继任湘军总司令，梁启超又起草了《代赵恒惕发起联省会议宣言》。并提出了四点主张：一各省同时制宪；二在武昌或南京召开联省会议；三不承认此前一切法律为有效；四宣布南北两政府都不是合法的统治者。
然而就在梁启超得意地为赵恒惕筹划湖南自治事宜的时候，推行武力统一政策的直系军阀吴佩孚已率军南下，准备与宣布自治的湘军开战。
鉴于对形势的这种分析，也为了解救湖南自治之危，梁启超写了一封信，由快邮径寄吴佩孚，劝其罢兵，加入联省自治运动。
此外，梁启超还煞有介事地为吴佩孚起草了《联省会议宣言》。遗憾的是，信奉武力统一的吴佩孚对联省自治根本不感兴趣。
1921年夏，他打败了宣布自治的湘、鄂、川军，做了两湘巡阅使，给正在兴头上的联省自治运动当头棒喝。
此后，吴佩孚又指挥军队与张作霖进行了第一次直奉战争，将张赶回关外，由直系独占北京。接着又打出恢复民约、召集国会的旗号，逼徐世昌去职，黎元洪复为总统，再次给联省自治运动以有力的一击。
在遭受接二连三的沉重打击之后，持续两三年的联省自治运动终归烟消云散，梁启超也才算真正的告别了政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