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3月，一份关于联合国会议代表人选的外交部报告，在北京的政治圈内掀起了轩然大波。当江青得知邓小平的名字被提名为代表团团长时，她再也坐不住了。她急匆匆地赶到毛主席在中南海的住处，要求面见，却被挡在了大铁门外。这一次，她没有像往常一样不耐烦，而是静静地等待，但最终等来的，不是会见，而是一封主席亲手写的信。这封信里的内容，预示着一场政治角力的开始。
一份绕开明面的提议
这场风波的源头，是即将于4月在纽约召开的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这次会议主要研究原料和发展问题，对于广大第三世界国家而言，是捍卫自身经济主权的重要国际舞台。中国自恢复联合国席位以来，首次派遣高级代表团出席如此重要的会议，团长人选自然是重中之重。
按理说，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是当仁不让的人选。然而，他当时已重病缠身，实在不宜远行。外交部最初酝酿的人选，是在方毅、李强、乔冠华三位部级领导中产生。周恩来对此十分慎重，他指示王海容，找机会探探毛主席的口风。
3月19日，王海容向毛主席汇报了此事。毛主席听后，毫不犹豫地提出了一个名字：“由邓小平同志担任团长好。”但他随即又补充了一句，显得意味深长：“但暂不要讲是我的意见，先由外交部写请示报告。”他还建议让经验丰富的乔冠华担任邓小平的“参谋”。这个提议，既确定了核心人选，又巧妙地将决策的起点放在了外交部的正式流程上。
深夜里的四通电话
毛主席的意见很快传达给了周恩来。周总理对此感到十分欣慰，立即着手推动。3月22日，外交部正式提交了请示报告，建议由邓小平任团长，乔冠华、黄华为副团长。这份文件首先送到了周恩来手中，他在23日便签署了同意意见。次日，毛主席也圈阅了这份报告。
然而，当报告传到江青手中时，她勃然大怒。邓小平不久前才复出工作，如今又要代表中国登上世界舞台，这在她看来是无法容忍的。她立刻给毛主席写信要求见面，意图当面阻挠此事。毛主席洞悉了她的来意，直接在信上批示：“不见还好些。过去多年同你谈的，你有好些不执行，多见何益？”
被拒绝见面后，江青并未罢休。3月24日夜里，她将王海容和唐闻生叫到钓鱼台，强令外交部撤回已经上报的请示。王海容顶了回去，明确表示报告经周总理批准、毛主席圈阅，外交部无权收回。到了25日夜间，江青更是连续四次给王海容打电话，反复施压。王海容在电话里再次拒绝，江青气急败坏地骂道：“你昏了头，脑子僵化！”
压不住的反对声音
江青的激烈反对让事情变得棘手。3月26日，王海容和唐闻生无奈之下，只能通过电话向毛主席的秘书请示，核心问题有两个：“主席是不是仍然主张邓小平率团？”以及“是否可以把主席的提议公开？”很快，她们得到了肯定的答复：如果实在不行，可以说明让邓小平当团长是主席的提议。
这无疑是一张最有分量的底牌。当天，周恩来抱病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讨论此事。会上，江青以邓小平刚恢复工作，并非政治局常委为由，激烈反对。眼看僵持不下，周恩来让人把王海容和唐闻生请到了会场。
江青当面质问王海容：“邓小平去联大，是毛主席的意见，还是外交部的意见？”王海容不卑不亢地回答：“请示报告是外交部写的，已经周总理批呈毛主席圈阅同意。主席今天上午还说，小平同志出国是他的意见。”真相大白，但江青依旧不肯让步，甚至在会议休息时将王海容二人叫到一旁继续施压。最终，会议除江青外，一致同意邓小平率团。江青气愤地要求将她的“保留意见”写入会议报告。
一锤定音的亲笔信
江青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表现，很快就传到了毛主席那里。3月27日凌晨，毛主席提笔给江青写下了那封简短而有力的信：“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小心谨慎，不要反对我的提议。”这封信犹如一道不容置疑的命令。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毛主席还将自己的意见明确告知了王洪文、张春桥和姚文元等人：“到联合国开会，还是小平去，我的意见就是这样！”
至此，这场围绕着联合国之行的内部纷争终于尘埃落定。江青的阻挠，在毛主席的绝对权威面前，最终归于失败。周恩来后来感慨地对王海容说，这件事没有你们的努力是办不成的。
在世界舞台上发声
风波平息后，邓小平立即投入到紧张的准备工作中。他深知，此行的关键在于一篇好的发言稿。在和乔冠华等人讨论时，邓小平明确指出，要利用这个国际场合，把毛主席关于划分三个世界的理论，向全世界作详尽阐述。
在审定发言稿时，邓小平亲自加入了一段掷地有声的结束语：“如果中国有朝一日变了颜色，变成一个超级大国，也在世界上称王称霸……那么，世界人民就应当给中国戴上一顶社会帝国主义的帽子，就应当揭露它，反对它，并且同中国人民一道，打倒它！”有人觉得措辞过于激烈，但邓小平坚持说：“就这样写，不必改。”4月4日，发言稿送到毛主席案头，他批示：“好，赞同！”
4月6日，邓小平率团启程。在机场，重病在身的周恩来亲自率众送行，紧紧握着邓小平的手，寄予了无限的期望。4月10日，邓小平稳步走上联合国大会的讲台，面对一百多个国家的代表，从容不迫地阐述了“三个世界”理论，赢得了阵阵掌声。他的联合国之行，不仅成功地向世界传达了中国的声音，也为他自己奠定了国际政治活动家的重要地位。
结语
4月19日，邓小平载誉归来，周恩来再次亲赴机场迎接，欢迎的场面同欢送时一样隆重。这次联合国之行，不仅是中国外交的一次重大胜利，也是国内政治格局微妙变化的一个缩影。几个月后，在7月17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毛主席当着众人的面批评江青：“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这番话，无疑是对她此前行为的再次敲打，也为这段历史插曲画上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