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六年九月八日深夜，警卫员推门进去时，亮着壁灯的卧室里静得出奇。床头那盏老式台灯把光线投向被褥，一个瘦削而高大的身影正侧卧，手里还压着一本《鲁迅全集》第七卷，翻开的页面上圈圈点点。警卫员后来回忆，当时主席只低声说了一句：“看鲁迅，能提神。”短短五个字，像一阵风，把在场的人都带回数十年前的延河畔。毛泽东为何对鲁迅如此倾心，这桩贯穿其一生的文化情结，得从更早的时候说起。
辛亥革命后，新旧交织的中国社会乱象不断浮现。毛泽东当年在湖南读书时就接触到《新青年》，那是他第一次读到鲁迅的文字。一个写《狂人日记》的“周先生”，用一把锋利的手术刀划开了封建社会的暗病，直刺病灶。青年毛泽东在长沙的白马湖畔讨论时政，常举鲁迅杂文为例，“看他下笔，一针见血。”同学们记得，这位说湖南口音普通话的青年，谈到鲁迅，总带几分难掩的兴奋。
进入北平图书馆工作后，毛泽东几乎天天往报刊阅览室跑，端着搪瓷杯，边喝茶边翻《晨报副刊》《语丝》。鲁迅犀利的嘲讽、冷峻的反思，还有那股“宁可拍碎骨头也不做奴才”的坚硬风骨，都像阵阵清风，吹开了旧日中国的沉闷。那时的毛泽东忙着读书，默默记要点，偶尔在纸页空白处批一句“痛快”“深矣”，没想到多年后自己竟会在三军会议上朗声传诵鲁迅的诗句。
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九日，延安东门外，黄土高坡上飘扬着白纸黑字写成的横幅：“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一周年”。陕北公学礼堂里人头攒动，北京来的青年、各地的抗日志士、刚脱队的红军战士，坐满了土坯垒成的长板凳。毛泽东掀帘进门，摘下军帽，用手抹了抹头发。开口第一句话谈的并不是文学，而是“抗日先锋队”。接着话锋一转，他说：“鲁迅不是我们党的成员，却比很多党员更像共产党人。”这番话，让在座的许多年轻人第一次意识到，文学不只是抒情，更可以是刀枪。
那场讲话之后，“鲁迅精神”在延安发了芽。次年二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成立鲁迅艺术学院的决定》，电文落款赫然写着：毛泽东、周恩来等署名。四月十日，黄土窑洞里挂起了“鲁迅艺术学院成立大会”红帜。毛泽东提的校训“紧张、严肃、刻苦、虚心”，字不多，却一锤定音，把战时文艺工作的调子定得清清楚楚。鲁迅的名字，被写进新政权文化沃土的第一行。
在延安的灯火里，鲁艺学生常能瞥见一个高个子在窑洞外踱来踱去，偶尔掀帘而入，同他们聊写作、讲《阿Q正传》里“精神胜利法”的深意。有位学员回忆，当主席说到“阿Q”时，笑意一闪即逝，却马上沉下脸：“这可不是笑话，这是血泪帐，让人警醒。”
一九四零年初冬的枯草坡，一摞书伴随毛泽东转移，最上面的依旧是那套从上海秘密运来的二十卷本《鲁迅全集》。篝火昏黄，他让警卫李银桥把包裹小心绑在马背。子弹可以穿透皮箱，但不能穿透纸张里潜伏的精神力量，这在毛泽东看来，是行军途中不可或缺的“第二口粮”。
抗战艰难，鲁迅的文字却在延安延伸出无形的火线。一九四二年五月二日，中央办公厅的杨家岭窑洞里，文艺座谈会揭开帷幕。毛泽东面对满座文人军人，摆出两支队伍的说法：“一支操枪的，是朱德的队伍；一支握笔的，是鲁迅的队伍。”此言一出，现场既庄重又带着几分别样趣味。毛泽东五次提鲁迅，用“横眉冷对千夫指”的诗句警醒大家：讽刺要有准星，火力对准敌人，别把子弹射向自己兄弟。
整风时期，毛泽东精心罗列阅读清单，除了列宁、斯大林的经典，鲁迅杂文赫然入列。《答北斗杂志社问》被要求全体骨干朗读。有人私下嘀咕：“枪杆子出政权，还念这些干啥？”一位老红军回敬一句：“不读鲁迅，枪里也装不满子弹。”这句话流传开来，成为夜校里最响亮的口号。
建国以后，毛泽东住进中南海菊香书屋。黑漆书柜里塞满了古今中外典籍，最显眼的仍是一溜儿酒红色封面的《鲁迅全集》。每到夜深，他常一身睡衣披着棉袍，穿过长长的回廊，拎本第十三卷回房。“得空就看看，醒神。”警卫员说他读得极慢，遇到妙语，鼻音里“嗯”一声，然后铅笔“沙沙”划线。落笔多粗，往往和句子锋利程度成正比。
一九五七年，整风运动方兴未艾，毛泽东对秘书说要当杂文家，说要给《人民日报》写几篇尖刻文章。话音虽带笑，却透着认真。他自知公务缠身，但那股“写篇杂文练练笔”的冲动始终没凉。鲁迅的杂文，对他而言，是会思考的武器，也是难逢的知己。
一九六一年，适逢鲁迅诞辰八十周年，毛泽东挥毫写下两首七绝。龙飞凤舞的笔势间，可嗅火药味。词句并无虚美，寥寥数笔，却把鲁迅的刚直、精准、悲悯写得淋漓。更绝的是，他将诗页赠给来访的日本友人黑田寿男，说“这诗当年鲁迅写给你们国家的一个朋友，现在我再送给你们”。平和语气中透着深意：革命不分国界，鲁迅笔下的“惊雷”依旧可以震醒麻木。
“吃烂苹果”三字，写在七五年秋天的《准风月谈》书眉，墨迹歪斜。那年毛泽东病势加剧，手抖得厉害，却还执意拿起放大镜。鲁迅在那篇文章里讽刺评论家挑剔翻译，却自己不动手：“烂苹果也可吃，剜掉坏的部分。”毛泽东读后大笑：“说得好，烂不烂，吃了才知道。”对鲁迅孜孜不倦的斗争精神，他始终感觉亲切。
在这段“伴读”里，毛泽东反复圈点。《三闲集》里的《论雷峰塔的倒掉》，《伪自由书》里的《狗·猫·鼠》，他画得最狠，批语最多。“你看，他一针见血，骂人不带脏字。”警卫员偶尔凑近，看不懂“执事之僧”指谁，毛泽东笑答：“敌人是活的，骂法也得活，别刻板。”
对鲁迅的高度评价，并非始于晚年。早在一九四零年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就写下“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一句，用了整整九个“最”。熟悉毛泽东文字的人知道，他极少对谁这样“堆词”。无他，鲁迅的笔根植乡土，却向着敌人发炮。天下文章多有才，此人多了一份为民族开路的胆识。
毛泽东也深知鲁迅身上的脊梁。有人问起鲁迅为何不去苏联求学，毛泽东对参加座谈的青年干部说：“他要守在国内，看得见黑暗，才写得出那支香火。”这话似乎也在暗指自己当年留在湖南办夜校、伺机北上。两位巨人未曾谋面，却在精神气节上握了手。
抗战胜利后，国共谈判时风云诡谲。毛泽东赴重庆前夜，把随行行李压减到极限，却坚持带上那一套《鲁迅全集》。贴身行李里塞着两卷杂文集，警卫想劝被回绝：“到了那边恐怕更需要。”谈判桌上，双方唇枪舌剑，毛泽东偶尔引用鲁迅“寄生虫理论”，暗示旧势力吸附人民血肉。陪同人员事后说，那几句临场发挥，其锋锐与鲁迅杂文如出一辙。
新中国成立后，教育界重编教材。毛泽东亲自批示把《纪念刘和珍君》《阿Q正传》列入中学语文。理由很简单：青少年得知道什么叫麻木，才能不麻木。此举影响深远，直到今天仍被许多教师沿用。
文革开始后，鲁迅的地位一度被政治口号淹没。毛泽东几次提醒中央文革小组：“不要动鲁迅”。一次汇报会上，当有人准备引用鲁迅来批判“反动文人”，毛泽东拍了下桌子：“别拿他的名字乱用，鲁迅不是挡箭牌。”会议室里鸦雀无声，这一瞪眼，把原本高举的批判大旗又放了下来。
晚年病榻，每逢夜深，毛泽东仍令护士端来热茶与《鲁迅全集》。他看书多用竖靠枕头，光线映在花白的鬓发。翻页声伴着时钟滴答，偶尔停笔，写下几个字：批判、讥刺、救人。有时候他会低声背诵：“惟沉默是最高的轻蔑。”这种反讽，似乎也映照着他对个人命运与历史宏浪的体认。
毛泽东与鲁迅之间更像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一个在北京胡同里挥笔如刀，一个在深山窑洞里运筹帷幄。相同的是坚定的批判精神，不同的是一个拿笔，一个持枪。枪声停歇，笔尖犹寒。于是，那套在硝烟中走南闯北的《鲁迅全集》，成了毛泽东最珍贵的私人物品。书页已经发黄，装订线多次更换，封面上的灰尘用手轻抹，能看见当年延安雨夜里留下的水印。
一个细节值得注意。七十年代末，整理主席遗物的工作人员发现，在《华盖集续编》里夹着张小纸条，上书：“仍须带刺活下去。”落款没有署名，但字迹无误。这个不足四寸的纸条，是他生命最后岁月给自己留的叮嘱，同时也像对鲁迅精神的回声。二人虽未相见，却以文字结成了最牢固的战斗盟约。
没有哪位作家能像鲁迅那样，让毛泽东念兹在兹；也没有哪位政治家能像毛泽东那样，把一个作家的名字写进国家文化机构的牌匾。鲁迅用尖笔剜开时代的溃疡，毛泽东则用政令扶起新的骨架。两股力量交汇，激起中国现代史上一道独特的光束。
如今翻检当年档案，能看到毛泽东对鲁迅评价的手稿。“第一等圣人”六个字，用笔颇重，昭示出他心中那把衡量“圣人”的新尺度：不在庙堂供奉，而在泥泞中搏杀；不靠玄谈形而上，而以笔墨解剖旧世界。鲁迅做到了，故而得此赞誉。
毛泽东阅读鲁迅，不只为文学趣味，更为求取革命方法。鲁迅杂文如短刃，随时出鞘；思考问题，先辨敌我，再看立场，紧追本质。毛泽东把这种方法延伸到政治斗争与思想教育，才有了后来的整风、批评与自我批评。可以说，鲁迅的笔给了毛泽东极锋利的理论工具。
与人们想象不同，毛泽东并非全盘照搬鲁迅。譬如对待人民内部矛盾的“讽刺与教诲”，他在一九四二年就提出要区别对待，既要保留尖锐性，也要掌握分寸。鲁迅对敌人铁血冷嘲，面对青年却总挽袖子救扶。毛泽东对此十分认同，并在实践中加以修正，使其适应战争与建国的需要。
至于那套陪伴他半生的《鲁迅全集》，经历了氧化、虫蛀、弹洞的考验，却依然完好。几页被火药熏黄，几页被雨水淋湿，几页边角是汗渍留下的褐色斑痕。警卫员后来回忆：“每当转移，主席最先交给我们的，不是衣服行李，而是这箱书。”有人问理由，得到的回答不过一句：“这是武器。”
在漫长的历史隧道里，文字常常比枪炮活得久。毛泽东深谙此理，所以对鲁迅的评价才显得格外用力。两人之间没有师生之名，却有彼此照亮之义；没有书信往来，却在无形中共同摩挲出一条精神的火线。世事翻覆，那束火线一直燃烧，照见沧桑，也照见未来。
延伸：从“战斗的笔”到“人民的文学”——鲁迅精神在新中国文艺建设中的回响
延安文艺座谈会后，文艺工作者下乡、进军营、走车间，视野豁然开阔。鲁迅的“为人生而艺术”不再是纸上口号，而成了创作实践的硬杠杠。陕北秧歌队把“白毛女”的传说写成秧歌小戏；《兄妹开荒》在延河畔彩排时，就有老乡一边看一边掉泪。抗战胜利后，大批鲁艺学员随部队南下，在东北、华北各区点燃了文化灯火。解放军文工团在零下二十度的山林里演《放下你的鞭》，战士席地而坐，瞪大眼睛看小白菜压迫史，眼眶发红却准时起身行军。战士说：“台上演的，就是咱自己。”这正是鲁迅呼吁的“拿起匕首与投枪”，也是毛泽东所强调的“文艺要到群众中去”的具体模样。
建国后，中央戏剧学院、上海青年文工团、八一电影制片厂，几乎家家墙上都挂着鲁迅遗像。1951年，北影拍《龙须沟》，导演水华把鲁迅式的讽刺融入小市民对白，影片一经公映，北京胡同口里传得满城风雨：“这才像咱胡同的味儿。”1956年，《红岩》作者罗广斌在重庆朝天门码头实地体验生活，身上只带文献、纸笔，还有一本《故事新编》。他说要模仿鲁迅“解剖自己，先要解剖众生”。文艺受众的年龄层渐渐扩大，工人夜校、农村识字班都用《孔乙己》《药》做范文，青年农民半背半猜，也能领会“救救孩子”的呼声。
值得一提的是，五十年代末，出国访问的文艺代表团常被嘱托携带鲁迅译本。中东欧剧院上演《阿Q正传》改编话剧，观众看得啼笑皆非又若有所思。塞尔维亚导演团体说，鲁迅的“灵柩”从来不埋在墓里，而是漂洋过海扎根世界各角落。外交部档案显示，毛泽东曾批示：“文化输出，鲁迅当先。”这说明，在意识形态布局上，他把鲁迅视为旗手，甚至是中国新文化的护照。
进入六十年代，国内刮起“学术下乡”风。许多青年教师、作家扛起背包，去安源矿务局、韶山冲农场蹲点。鲁迅的《社戏》《故乡》成了他们自我要求的范本：真正的艺术从泥土里长出来。改革开放前夕，一些老鲁艺人回忆：当年文工团最盛行的口号是“鲁迅说过，文艺应当与工农大众结合”。这句口号在文革中被口号化、符号化，然而其核心价值——站到普通人的角度书写，依旧顽强存活。八十年代后，那些被压抑的民间叙事、伤痕文学、寻根写作，也都能追溯到鲁迅精神的“刀锋”与毛泽东的“文艺为人民”。
可以说，一部《鲁迅全集》在毛泽东案头发散出的，不只是文字的光芒，更是一条影响中国现代文艺走向的大河。它让无数创作者记住：笔有锋，心有火；面对黑暗，先点亮自己，再去点亮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