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七七事变，这抗战十四年的头六年里，蒋介石在干啥大家心里都清楚，他一门心思地围剿红军，忙着打内战呢。现在一提到抗日，就好像国民党从头到尾都在使劲儿抗战，把前六年蒋介石把军事重点放在内战上的事儿，遮遮掩掩地不提，这哪能藏得住啊。
1933年夏季，蒋介石掌控的军委会在江西庐山搞了个军官大培训，取名叫庐山训练团，打算把国民党军队里少校及以上的军官都轮着培训一遍。这个训练团的团长是蒋介石自己，被调来参加训练的军长、师长们则当上了营长、连长，每个人都降了一级军衔戴领花，这样一来，上将就只剩下蒋介石一人，以此彰显他的威严和权力。
庐山训练团里，既不提国家正面临的危难，也不谈怎么准备抗日打仗，军事训练就只是照着典令范本依样画葫芦。对那些从中央军校毕业的黄埔生而言，这些不过是日常都学过的内容。而且，好多黄埔生都当上师旅团长了，再这样照着书本念，实在没意思，谁都不想干坐着听。
但不管你愿不愿意听，有没有学过相关内容，都得来参加，因为政治课才是关键，核心思想就是“先平定内乱才能抵御外敌”，探讨如何对付红军。就像蒋介石在开训仪式上讲的，开办这个军官训练团，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剿灭共产党。
当时训练团的副团长是陈诚，也就是从这时候起，蒋介石对陈诚进行了破格重用，而何应钦、顾祝同、朱绍良这些亲信将领都没得到这样的机会。
蒋介石搞这个军官培训班，背后有更大的盘算，他真正想拉拢的是那些地方上的实权军官。很多杂牌军的军官都是从基层士兵干起的，蒋介石以提升“军官军事能力”为借口召集他们，很有诱惑力。不少人都想借此机会长长见识，当然，也有单纯想见见蒋介石本人的。
加入这个培训班后，和蒋介石就挂上了师生的关系，这恰恰是蒋介石最期盼的。蒋介石喜欢给国人做老师，尤其是讲军事方面的内容。他之前招的黄埔学生，当时的中国大多只能招到有钱人家的孩子，但后来的内战外战都表明，这些孩子并非中国最有勇气、最能涌现优秀将领的那一批。当然，其中也有特别会打仗的，可他们几乎都投身到了镰刀斧头的旗帜下，穿过草鞋，走过山沟。
不少地方上有实力的军中骨干，依旧传承着中国军人的优良传统，像将领不能离开士兵，遇到危险不能丢下队伍独自逃生，抗战时牺牲得最多的也正是这些将领。
为了显示与众不同的待遇，蒋介石每天在庐山吃午饭时，都会单独和某个地方派系的将级军官共餐，而校级军官则由陈诚作陪。这样，他就能拉近与他们的距离，摸清他们的思想动向，探知他们的个人喜好，掌握他们之间的人事矛盾。除了共进餐食，他还会根据级别给每个人送钱，进行拉拢收买，许以官职。接着，再给每人发一把中正剑，参加过训练团的人就视同于中央军校毕业，这样，那些杂牌军的将领也能自认为出身黄埔了，尽管在蒋介石心里，他们始终无法与正宗的黄埔学生相提并论。
那些精明狡猾的地方大佬，对这种抢人才的手段心里明镜似的，桂系干脆不派核心人物来，阎锡山也就随便打发几个人过来意思意思，不过，这些人要是回去后拿在庐山训练团的经历吹牛，那在晋绥军里可就别想再混下去了。
还是这些老谋深算的人最懂蒋介石的心思，什么统一军政命令，什么推行一个主义，其实都是想树立蒋介石的个人威望，让地方上的那些有实力的军队都听他指挥去打红军，还得让他们冲在最前面。结果呢，老蒋果然对一个抗日立功的将军破口大骂，这立马就让人看清了他容不得反对者的真面目。
那时，参与1·28淞沪抗战的十九路军威望极高，蔡廷锴更是大家公认的抗日英雄，然而蒋介石在《为闽变对讨逆军训话》中却完全不顾这位英雄的脸面，说：“十九路军的军官，没几个是正规军校毕业的，蔡廷锴这些人以前就是土匪，根本没什么文化。”
没进过黄埔军校，也没去过庐山受训，原本就没啥学识和背景，这老蒋真是用完人就扔，太不地道了。蔡廷锴和他的部队那可是真有本事，中原大战时在紧要关头把傅作义给打败了，让津浦线上蒋军快输的局面扭转过来，还帮中央军打赢过桂系，每次都替老蒋挡住了厉害的对手。淞沪抗战的时候，他们更是敢打敢拼，为国家立下大功，是在上海滩真正给中国军队争了光的队伍。可是呢，只要不归顺他蒋介石，就成了逆贼，蒋介石还说讨伐逆贼就是剿匪呢。
对非黄埔系的军人这么表里不一，真让人心寒。其实，那些所谓的嫡系中央军打仗能力，在杂牌军看来并不咋地，甚至被当作笑料。陈诚当上训练团副团长后，得意洋洋，总觉得黄埔嫡系比其他人都强。他公开嘲讽杂牌军说：“咱们的官兵确实勇猛，打仗不怕死，可一听到共产党来了，就吓得掉头就跑，不管山有多陡，沟有多深，都往下跳，哪怕摔得粉身碎骨也不在乎。这种所谓的勇敢、不怕死，真是我们的耻辱。”
台下大家讨论得热火朝天：别人都对共产党心存敬畏，偏他没个怕的，18军在江西咋就让人给解除了武装呢？
交出武器这事儿，虽话短但意义重大，当年可是闹得沸沸扬扬，说的是好多杂牌队伍没拿到新式武器，倒是中央军先给红军配上了。
设立庐山训练团，原本是想改变军官们临阵退缩的风气。之前围剿中央苏区时，中央军总是让杂牌军冲在前面，结果屡战屡败。直到第四次围剿，嫡系部队才真正冲到最前线。18军11师是陈诚一手带起来的王牌部队，牛气冲天，出征时每人腰间都拴着绳子，说是要用来捆红军俘虏。
最后绳子倒是留给了自己，11师在草台岗被打得溃不成军，他们刚从海外弄来的大批新式武器都被红军缴获了。对红军来说，他们看重的不是11师是嫡系王牌军，而是中国工农红军历史上头一回用上了轻机枪。黄陂那一战，红军还把中央军的52师和59师给灭了，这两个师也是刚换上新家伙的部队，枪又新又多，红军就像久旱之后遇到了甘霖，别提多高兴了。轻机枪训练班对射手有要求，起码得是青年团员才行，这事儿发生在1933年2月。
红军历史上头一回搞的大规模伏击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事后也总结了几个毛病：通信没搞好，有些部队没按时到达攻击位置；随机应变能力差，有些部队没抓住机会扩大战果；还有，打扫战场时太马虎，俘虏管理也不严。这么多问题，已经让蒋介石手下的黄埔系军官们手忙脚乱，师长肖乾受了伤，听说后来不做军官改做生意了；黄维躲在农户家才逃过一劫；红军放走的俘虏太多了，蒋介石对被俘回来的都不再用，陈诚却说这些老兵还能用，后来补了个团，团长就是胡琏。“国军”的精锐部队？国家有难的时候，他们拿着新式武器来打内战，这就是所谓的精锐干的事儿。打赢了他们就说自己不擅长内战，要是输了，等他们的就是杀头，国民党啥时候对抓到的红军领导人手下留情过。
国民党军队作战能力的问题其实早就存在了。参加过第一期和第三期训练团的赵子立发现，庐山训练团教的军事内容都是书本上的基本知识，“完全没考虑到当时和红军打仗的实际情况”。但这个训练团又是专门为围剿红军而设的，这就说明，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没法像红军那样，既懂一般的战争规律（就是书本上写的），又懂特殊的战争规律。那什么是特殊的战争规律呢？就是“什么时候打、在哪儿打、打的什么仗、跟谁打”。赵子立是西北军出来的，对打仗的理论很有研究。后来，他在第九战区给薛岳当参谋处长和参谋长，经历了湘北的多次战役，国民党那边称为三次长沙会战，但赵子立很严谨，在回忆录里写的都是三次湘北会战。
在战场上，能把理论和实际结合起来的人可能会赢，但只会照着书本打仗的人肯定会输。蒋介石曾提出过六条作战原则可以证明这点，当时他根本没心思考虑怎么跟日军打仗，反而让手下的军事参谋们一门心思编写《剿匪手本》，里面提到的六条作战原则，也就是六个关键点，分别是联络、警戒、搜索、侦探、掩护、观测。蒋介石好几次训话都强调，只要带兵的按照这六点去做，就一定能打胜仗。
这六个词直接是从步兵手册里搬来的，国民党的步兵手册简直就是日本版的翻版。他们这么强调，其实就是想让将领们好好记住这些基本规矩。但看看国民党后来的战斗总结，哪一条都没做好，老是检讨，却还是不断犯错，最后连德国的总顾问法肯豪森都为自己国家的先进装备感到憋屈。
淞沪会战期间，法肯豪森注意到，负责进攻日本海军陆战队阵地的“德械师”压根没提前侦察。日军有多少兵力、火力怎么分布，特别是工事有多坚固，这些情况他们一概不知。炮兵在前方也没设观测点，结果从德国进口的150毫米重榴弹炮，一发都没打中日海军陆战队大楼。派出的战车和步兵配合得一塌糊涂，更别说协同作战了，眼睁睁看着没有步兵掩护的战车被日军用平射炮一个接一个打掉。那些黄埔军校出来的学生，对德国顾问的教学态度很随意，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一实战起来，法肯豪森发现的问题一堆接一堆，详情见文末链接。
拿第二次长沙会战来说，74军对战场啥情况都不清楚，行军时也没跟旁边的26军联系，而26军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早就撤走了，没完成掩护任务。结果，74军一下子就被日军冲垮了，军司令部还遭到了日军先头骑兵的袭击，警卫排长被抓走杀了，只有王耀武一个人逃了出来。这一仗让蒋介石非常生气，就以师长廖龄奇擅自回家探亲为理由把他枪毙了。
74军难道连在战场上找找敌情都不愿干吗？他们确实没干，既没和友军联络，也没进行战场搜索。作战科长罗文浪自己经历过这事，苏联派来的军事总顾问崔可夫给蒋介石的报告里，也都把没进行搜索当成了74军吃了大败仗的缘故。
如今国民党那五大精锐部队被吹上了天，仿佛这些装备着美式装备的蒋军在内战中被打败只是运气不好，不是打仗不行。就说侦察这事儿吧，张灵甫压根儿不知道华野在他周围部署了多少个纵队，更搞笑的是，蒋介石日记里老提华野第五纵队，可华东野战军压根儿就没这个番号，都是下面人瞎报给他的。同样对敌情一无所知的，还有莱芜的李仙洲、浍河前的黄维，以及占领延安后的胡宗南，不重视侦察是国民党军的一大毛病。
解放军搞的是侦察工作，国民党则称其为搜索行动，解放军用“侦察”这个词，国民党在提“搜索”时，偶尔也用“侦察”，但主要是指地形探查。就像解放军写文件用直白的白话文，国民党则是半文半白、啰里啰嗦一样，从土地革命那会儿起，咱们这边就叫侦察连，国民党那边则是搜索队、谍报队。不管怎么个叫法，也不管蒋介石有没有把这事儿当原则来强调，打仗前摸清敌情是指挥官做决策的基础，没情报就没法打，硬打也是瞎打。
蒋介石对手下人说，侦察这个说法是当年在黄埔军校时，由苏联顾问提出的。
在解放战争那会儿，他特别推崇一句话：“打仗前，连长排长得悄悄靠近敌人，摸摸地形啥样，挑好冲锋的地方和路线。打仗的时候，也得时刻留意地形变化。”这话是从蒋军手里一本东北野战军的《战斗手册》里看来的。到了1948年，陈诚还跟军官训练团的人讲，得学解放军这个好习惯，就是打仗前先看地形。
你想啊，抗战那会儿，国民党的中央军各级指挥官会不会亲自去查看地形呢？不过，打硬仗、攻坚战的情况其实并不多。所以，有些情况，看看内战时的表现就能推测出抗战时的大概。
解放军搞侦察，可不光是打仗前去瞅瞅地形那么简单，而且负责看地形的人也不只是连长、排长这些小官儿。西北野战军就有规定，纵队和旅的指挥官在打仗前，必须自己亲自去实地看看地形。解放军那时候没飞机，不能像操典上写的那样，从天上进行战略和战役侦察，也没有装甲侦察车，连骑兵都没有，只能靠侦察员用两条腿跑。
志愿军参谋长解方安排侦察任务时讲道：侦察队主要在阵地前方展开工作，重点做好两件事：一是抓俘虏、搞观察，摸清敌人的兵力和地形情况；二是派小股部队大胆插到敌人后方，打探消息、追踪敌踪，破坏他们的物资供应，切断退路，攻击纵深目标，就像打敌机一样有效。简单说，就是把战术和战役层面的侦察任务都交给侦察队，能跑多远就探多远，边侦察边打击。
国民党的搜索队可不一样，不管是步行搜索、机动车搜索，还是骑兵搜索能走多远，都有严格规定。那什么是战争里特别的门道呢？得把敌人的情况、地形，还有咱们自己的情况都摸清楚，然后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调整，靠自己的装备条件，发挥自己的长处，这就是战争的特殊门道。国民党军官老说八路军打仗不按规矩来，他们的规矩就是照搬书本上的，还有靠着上过黄埔军校的那点盲目自大。死读书不懂变通就是教条主义，任何军事原则都得结合地方、人和时间来灵活运用。他们不懂这个也不怪他们，二十多年了，德国、日本、美国的军事操典学了个遍，可六大原则还是停留在书本上。为啥呢？因为他们的校长就让他们抄几个概念，却不教他们认识战争两个规律的方法。
国民党若想达到同样的侦察成效，过程就麻烦多了。蒋介石曾说：“按这种方式搜索，自然十分吃力，非得我们这些当师长、团长的，平日里就好好训练、挑选出能吃苦耐劳的士兵，到时候才能派他们去完成这最重要的搜索任务。”由此可见，蒋军常是临时让普通士兵顶上，正规编制中的搜索队基本不起作用。而在解放军这边，不管侦察任务有多难，都是侦察分队来负责。
蒋介石还交代说：“他们出发之后，你这个当头的得自己或者派人时不时去检查督促，这样他们才不敢偷奸耍滑。”由此可见，国民党搞个搜查行动有多折腾，下面的人做事不上心，上面的人对下面的人又不信任。
其实啊，国民党的谍报队专门干敲诈百姓、扰乱民生的勾当，还和搜索队狼狈为奸，帮当官的走私货物、倒卖军用物资。就像负责训练逃到台湾的国民党残兵的孙立人讲的：国军以前根本没什么搜索，所谓的搜索，其实就是派出去的尖兵和排哨而已。解放战争后期，蒋军一败涂地，重新编组的部队连搜索营都撤了。驻韩国的“大使”王东原赶忙建议恢复。朝鲜战场上，中美两军的侦察手段各有各的长处，国民党拿着美式装备，却一点没学到美军重视侦察的本事，这让他觉得自己落后太多。王东原还当过好多期训练团的教育长呢。
这就是死守规矩的弊端，顶着个黄埔军校的招牌，从三十年代晃到五十年代，连个六条规矩都搞不出新花样，原因也不复杂，就说找人这事儿吧，又累又险，跑太远可能就回不来了，还可能被当地人用锄头招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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