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在1983年10月底的一天，虽然已经是秋风起落叶的时节，北京却依然显得格外明朗。
在北京的北池子，有一个四合院，里面的一家人从早上就开始准备饭菜。这个四合院以前的主人是老将军傅秋涛。傅秋涛将军非常厉害，早在1925年就加入了工人纠察队。在皖南事变的时候，他被敌人重重包围，但还是带领着一支队伍冲出了包围圈。1955年9月，他被授予了上将军衔。
图片展示了傅秋涛将军的形象
老将军虽然已经去世，但他的夫人还在，所以傅家人依然住在这里。前院里，将军夫人的屋子依旧很安静，而忙碌的是后院。将军的女儿傅阳和女婿张淮江在后院里工作。
尽管夫妻俩正在忙着准备，但这场聚会他们并不是发起的。
真正组织这次聚会的是他们的老同学邓朴方。
邓朴方想成立一个帮助残疾人的基金会，需要帮忙的人很多。于是他找了自己的老同学一起吃饭，看看谁能来帮忙。
“哎，胖哥（邓朴方）。”
傅阳不由得感伤起来，想起了过去的事情，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张淮江注意到了，连忙安慰妻子。
我要告诉你，这么多老朋友里，还没见过胖子掉过一滴眼泪。他刚成立了一个残疾人基金会，气氛刚刚热起来，别给大家添堵。
很快，老同学们陆续到了，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很快就聊起了在八一小学上学时的趣事……
八一小学，我的童年乐园。
邓朴方出生于抗战时期，他是邓小平和卓琳的长子。
小儿子出生后，让邓小平和卓琳夫妇非常高兴，可夫妇俩在给孩子起名字上却争执不下。邓小平想给儿子取名叫“太行”，纪念他在太行山抗战的那段日子，但卓琳不赞同。据说当时，刘伯承将军的儿子已经用了“太行”这个名字。抱起孩子一看，觉得这孩子长得朴实大方，于是有人建议道：
不如就叫朴方吧，行不行？
邓小平和他的夫人对这个名字都很满意。
邓小平与刘伯承
1952年7月，邓小平调到中央工作，邓补方也跟着回到北京，进了八一小学，插班读三年级。
“八一小学”是一所专门供干部子女就读的小学。早在抗战时期，各个革命根据地就陆续建立了自己的学校。1949年，华北地区的“荣臻子弟小学”和延安的“保育小学”来到北京，合并后改名为“八一小学”，并在北京的海淀区扎根。
在这所小学上学的学生，他们的父母都是经历过革命战争，有卓越贡献的人。
傅阳的父亲是开国上将傅秋涛将军。
那时候在学校，同学们年纪都不大，但都很敬佩战斗英雄。聚在一起时，不是比谁更会打架，就是比谁的父母职位更高。
邓朴方的情况比较特别，他既没有参与过“打架”，也无法清楚说明他父亲有何英雄事迹。
同学们闹矛盾的时候，总会炫耀自己爸爸的职位，有的是旅长，有的是师长。邓朴方只能在一旁默默羡慕，心里满是羡慕却无话可说。
邓朴方后来回忆起这件事时也坦诚地说：
小时候在家里，爸爸从不提他的工作是什么，妈妈也从不讨论这方面的事情。因此，我们几个孩子对这方面完全没有概念，也没去问过。
后来邓朴方上小学五年级时，才知道爸爸是财政部长。
1945年，邓小平和卓琳夫妇在河北抱着他们的女儿邓林和儿子邓朴方合影。
邓小平曾经担任过一段时间的财政部长，邓朴方大概是听别人说的。
一直到上中学，邓朴方都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做什么工作的。
那时候，孩子们比拼爸爸官职大小的风气很快被老师制止了。大家开始比谁更无私，谁更像普通一员。
这样一来，邓朴方反而更加显眼了。
邓朴方上高一的时候，加入了共青团。在念他的入团申请书时，团干部发现他填的表格里，父亲一栏竟然写着邓小平。大家顿时愣住了，忍不住惊呼：“啊，原来胖子的爸爸是邓小平总书记啊！”
在1956年9月的党的八届一中全会上，邓小平成为了政治局常委，并担任了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职务。
邓朴方的生活道路并没有发生太大变化，他一步一个脚印地完成了学业，而且他的学习成绩在班上一直名列前茅。
经过了好多年，他的老同学和同事们都这样说，怀念邓朴方。
他本可以做更多，更伟大的事情，因为他拥有许多优秀品质，这些品质是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应该具备的……
邓朴方在上学的时候特别喜欢体育运动。他经常活跃在学校的各种运动场上，包括篮球场、足球场和乒乓球台。尽管那时候他已经有些发胖了，但这并不影响他身体的灵活。
“撞拐”是那时候小学生最喜爱的一个游戏。
简单来说，就是一只脚站立，双手抱住另一只脚，然后互相撞击。时至今日，这项运动依然让不少中小学生觉得特别有趣，乐在其中。
邓朴方也经常参与其中。
而且他还喜欢踢毽子。
那时的邓朴方，腿脚依然非常健壮。
要是没有后来的突发事件，他肯定能达到更高的成就。
1962年秋天，邓朴方的成绩非常优秀，每门功课平均都在90分以上，顺利考入了北京大学的技术物理系。1965年，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你们还很年轻，应该多做些事情。”
在那个特殊的时代，邓朴方因为一次意外摔伤，本来如果能够及时得到治疗，情况可能会好很多。但由于治疗被耽搁了，最终导致他再也无法站立起来。
在积水潭医院检查时，医生发现，邓朴方的伤情是第一腰椎和第十二胸椎骨折，导致双下肢瘫痪。
邓小平回到北京后，马上给周总理写信，希望能为邓朴方治疗疾病。
1972年4月，周恩来总理特别指示，让邓朴方到三○一医院接受治疗。
通过手术，我们发现邓朴方的脊椎和腰椎骨折非常严重。胸骨第十二节到第六节之间的脊髓纤维化坏死，原本只能截瘫到大腿，但这次情况更糟，上升到了胸口。由于长期骨折，血液形成了血肿，并沿着脊椎腔向上蔓延，长期压迫脊髓。这段脊椎已经无法复原。因此，邓朴方今后无法复原，甚至无法站立。
在医院治病期间，邓朴方遇到了另一名难友，王鲁光。
图|1964年，王树声一家人的合照
王鲁光是大将王树声的儿子。
他原本是长子，王树声将军非常看重他。王鲁光也很争气，通过努力考上了清华大学，毕业后在一家研究所工作。在这期间，他遇到了一位爱人，并积极筹备婚礼。
可是，一场意想不到的变化，完全打乱了一切计划。
1972年圣诞节那天一大早，王鲁光正准备骑自行车去上班，结果被一辆失去控制的电车撞倒了。
送到三○一医院后，医生诊断为胸椎第四至第五节错位合并完全性截瘫。
医生的话意味着，王鲁光以后可能只能靠轮椅行动了。
这一年王鲁光仅仅26岁，离他的婚礼只有4天了。
生活突然间变得一片漆黑。
邓朴方和王鲁光认识后成了好朋友，经常一起吃饭喝酒。也许是早些年经历了一些挫折，邓朴方反而学会了看开，并积极鼓励王鲁光。正是有了邓朴方的鼓励，王鲁光才重新振作起来。
1973年，王树声将军因患食道癌住进了三○一医院。
有一次，王鲁光带着邓朴方去看望王树声将军。将军躺在病床上，看到这两个年轻人，心里感到有些难过。看到他们神情落寞的样子，王树声将军安慰地说：
你们还年轻，应该去做点有意义的事情。
图|王树声和他的儿子王鲁光
这晚，邓朴方和王鲁光都没能入睡，脑子里一直盘旋着这句话，但他们对未来感到一片茫然，不知道以自己的身体状况，还能做些什么。
或许是一阵意外的灵感，邓朴方突然想通了许多事情。他发现全国有许多像他们一样的残疾人，是否可以建立一个专门帮助残疾人的康复中心呢？
邓朴方的主意打动了王鲁光等许多身残志坚的朋友。
1977年春天，邓朴方恢复健康，出院回家了。
原打算身体稍微恢复点，就着手这些计划，没想到突然发生的事情，又让计划泡汤了。
1979年初的一天，一直照料邓朴方的护士注意到，他的后背鼓起了一块，一动就有“咯吱咯吱”的声音。
家人察觉到不对劲，赶紧把邓朴方送到了医院。一检查才知道，他的脊椎骨又骨折了。这次骨折很危险，要是骨折的碎片刺破脊椎骨旁边的动脉，就会引起内出血；要是破皮而出，还可能感染脑炎。更让人头疼的是，当时中国的医疗技术还无法处理这种情况。
虽然医生打算去国外，但是高额的费用也让邓小平一家感到非常吃力。
幸运的是，一位名叫马昆的医生联系到了世界著名的脊椎外科医生哥登·阿姆斯特朗，当时他是加拿大渥太华市立医院的主任医生。阿姆斯特朗医生愿意为邓小平一家进行手术。更让人感动的是，当他得知邓小平一家难以支付手术费用时，立即决定不要手术费用，并向加拿大政府申请帮助。加拿大政府杜鲁不仅批准了申请，还免除了全部医疗费用。
年轻时期的邓朴方
即便如此，邓朴方当时出国也是一大难题。按照约定，他们需要自己承担出国的费用。
邓朴方一家人都聚在一起，终于凑够了全部的费用。
邓朴医生终于从手术室里出来了。为了省钱，他们没有住康复中心，而是住在了中国驻渥太华大使馆。
经过长时间的卧床休息，邓朴方一直到1983年才重新站起来。
因为他的脊椎已经完全失效，只能依靠阿姆斯特朗医生植入的两根30厘米长的金属棒、八个钢爪以及大量钢板和螺丝钉，他才能坐在轮椅上。
由于上半身无法动弹，邓朴方坐轮椅时总是特别挺胸而坐。
这时候，邓朴方也下定决心，要完成自己的梦想，为中国的残疾人事业贡献一份力量。
1983年3月15日，邓朴方热心组织了许多残疾人士志愿者，大家一起努力，创建了“中国残疾人康复中心筹备小组”。
邓朴方总觉得，仅仅做到这些还不足够。
残疾人的福利服务应当覆盖到全国各地。
在邓朴方之前，中国的残疾人事业几乎一片空白。
中国人口基数大，残疾人数量可能相当于西方欧美发达国家一个国家的人口。根据2020年1月的数据统计，已经达到了8500多万。
图片提供|王鲁光
邓朴方和王鲁光共同决定成立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
不过，建立基金会后，很多事情都变得很复杂，邓朴方一个人根本忙不过来。
1983年，邓朴方曾经对一位老同学说过：
我创建了这个基金会是为了帮助残疾人，但具体要怎么做呢？机构怎么设置，职能又该如何分配？这些我都还没想清楚，想找个机会和一些人交流交流，希望大家能给我点建议……
“朴方，今天喝点老茅怎么样？”
邓朴方想起了自己的一位老同学，打算向对方寻求帮助。
1983年10月的一天，北池子四合院里。
张淮江把切好的几块食材整理好，一边打量着已经准备好的几盘凉菜，最后他的目光停在那瓶茅台酒上：
饭菜怎么样都行，关键是酒得地道。胖子偏爱茅台，只希望这瓶是真的。
虽然大家很久没见了，但在私底下聊天时，还是会用以前的绰号来称呼。邓朴方小时候被叫做“胖子”，当年的老同学们到现在还这么亲切地叫他。
邓朴方喜欢喝酒这事儿大家都知道，早年间他在三○一医院做康复治疗的时候，经常和王鲁光一起，弄点酒菜来吃吃。
几个朋友陆续来了之后，大家聚在一起坐下，回忆起从前那些美好的日子。
不久之后，门外传来汽车的喇叭声，几个人立刻站起来，老同学们一起帮忙，将邓朴方从车里扶了下来。
邓朴方
大家重新排座位时，邓朴方看了看四周，开玩笑地说：“就我占的空间大。”
“放心吧，桌子挺大的，坐下就行。”
张淮江热情邀请，众人坐定后，各自聊起自己的工作。聊了一阵子，大家开始互相敬酒。
“朴方，今天喝的是茅台酒。”
邓朴方举起酒杯，笑着对大家说：“哎，咱们又聚在一起了，来，干一杯。”
一群老朋友聚在一起，有的人喜欢喝酒，有的人则不怎么喝，不过大家还是举起了酒杯抿了一口。邓朴方平时能喝不少酒，但为了健康着想，这次他没多喝。
聊了一会儿后，邓朴才开始说自己的事情：
“我约大家一起去吃饭，是为了聊聊残疾人的事情。”
邓朴方用三根手指紧握酒杯，缓缓转动，开始慢慢讲述他的过往：
我最近去加拿大做了手术，看到我们国家在康复方面和发达国家还有很大差距。手术后，我花了很长时间才脱离危险。为了省钱，我离开医院住在了大使馆里。我住在了一个像水桶一样的塑料屋里，除了眼睛和脑子，其他地方都不能动。我的眼睛只能看到头顶上的天花板，剩下的就只有我的脑子在工作。我想了很多，想起了我那些残疾的朋友们。
图|邓朴方为第五届特奥会首位夺得金牌的运动员马达红颁奖
邓朴方在医院治疗时，结识了许多残疾朋友，老同学们也都很了解他。他为人正直，待人真诚，这几年他的情况好多了，还帮助一些残疾朋友重返社会，找到工作。
来，喝酒，喝酒。
有人提议举杯，想缓解一下悲伤的氛围。
朴方，你具体说说，看我们能帮你做些什么？
老朋友不停地给邓朴方添菜，同时耐心倾听他讲话。邓朴方分享了许多往事，并意识到应该为中国残疾人做些事情，他已经有了一个初步的想法。
现在，现代康复的理念在中国还不普及。与其我自己康复，不如回到祖国，那里还有很多残疾人需要帮助。即使我自己无法康复，我也想帮助中国的残疾人站起来。我已经决定，必须尽快回国，为残疾人的福祉贡献自己的力量。
邓朴方向大家介绍了他和王鲁光一起策划成立的残疾人基金会和康复中心的计划。
我成立基金会是为了帮助残疾人。我和鲁光都是残疾人，你们都是健康人。邓朴方用羡慕的目光扫过老同学们：“要搞一个事业，首先得有人，没有人才不行。我们都是老同学，你们能帮我吗？”
邓朴方并没有强烈要求大家过来，他知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事业，有自己的追求和想法，不可能都到他这里。更重要的是，残疾人基金会听着挺光荣，但实际上是个苦差事，因为残疾人本身就在最艰苦、最困难的环境中生活。
图|邓朴方为亚残运会上中国夺得的第一块金牌的运动员颁奖
为了避免场面尴尬，邓朴方主动举起酒杯，改变话题。大家都知道他朴实真诚的性格，一时之间感到十分感动。虽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事情，但由于彼此熟悉，有不少熟识的朋友都推荐到邓朴方这里来。
实际上，这些同学里，有一些人尽管没有在基金会任职，但思维敏捷，为邓朴方提供了很多好建议，解决了不少实际问题。
正是靠着这群老同学的帮助，邓朴方的残疾人基金会后来聚集了许多人才，使中国的残疾人事业逐渐发展得更好。尽管有几个人离开了基金会，但他们现在在各行各业里依旧继续发光发热。
虽然从1983年的那顿饭来看，邓朴方似乎收获不多，仅仅得到了两个人的推荐，喝了半瓶茅台，但他们都在各自的领域里，为老朋友做出了不少贡献。
临走的时候，大家又一起把邓朴方扶上了车，他一边挥手一边对大家说：“多联系，有困难互相帮衬，咱们都是老同学了。”
“别担心，已经在考虑了。”
大家一起挥手，目送邓朴方远去了。